办事高明的傅斯年,傅斯年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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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斯年可谓不徇私(对陈寅恪),不畏权(对孔祥熙)的楷模。这样的“功狗”,值得我们的公仆好好学习!

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52周年座谈会上,傅斯年说出这样一番妙语:“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先生,办事却比蔡元培先生高明;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先生,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。这两位先生办事,真不敢恭维。”一旁的蒋梦麟插话道:“孟真,你这话对极了,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,我们两个不过是北大的‘功狗’。”“功狗”云云,是指其会办事也。

傅斯年办事高明,高明就高明在他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。

傅斯年有一个特点:爱才如命,求贤若渴。他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,曾四处网罗人才。不惜代价,费尽周折,请来了赫赫有名的陈寅恪、赵元任和李济,分别担任历史组、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。

1929年史语所迁北平后,所中学者纷纷去北大、清华兼课,贴补家用。课兼多了,研究院的本职工作难免受到影响。于是,傅斯年提出,史语所成员不得在外兼课。可赵元任、陈寅恪对清华大学感情极深,坚持在清华兼课,否则,宁可辞去史语所工作。两位大师,傅斯年得罪不起,只得对自己的话做了如下修正:“只有你们二位可在外面兼课,别人都不许。”由此可知,傅斯年办事是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。

傅斯年与陈寅恪私交甚好。两人在柏林大学读书时,交往密切。因两人都嗜书如命,自律甚严,曾被当时的留学生们誉为“宁国府门前一对石狮子”。

抗战时期,傅斯年虽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,但却拖着病体无微不至关心着陈寅恪。每次跑警报,别人往外跑,他却晃着肥胖的身子,往楼上爬,因为陈寅恪住在三楼,他要把陈搀下楼。在傅斯年身边工作的那廉君留下这样的回忆:

“孟真先生对朋友非常关心,抗战期间,在昆明的时候,我们都住在云南大学前面的靛花巷,西南联大陈寅恪教授那时候住在三楼。陈教授对空袭警报最为注意,他的口号是‘闻机而坐,入土为安’。‘机’指飞机而言;‘入土’者,入防空洞也。因为当时靛花巷楼下空地上挖有一个防空洞,但经常水深盈尺,陈教授不惜带着椅子坐在水里边,一直等警报解除。每次警报一鸣,大家都往楼下跑,甚至于跑出北门,孟真先生却从楼下跑上三楼,通知陈教授(因为有时候陈教授在睡早觉或午觉),把陈教授搀扶下来入了洞。”

傅斯年与陈寅恪堪称知音、密友,即便如此,傅斯年对陈的“特别关照”也是有限度的,比如,在外兼课,可以;当倘若陈寅恪不能在所中上班,则只能拿兼职薪水,而不能领专任薪水。

1942年6月,陈寅恪人在桂林,而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却致信傅斯年,打算聘陈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:“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,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,最好办法,似为请彼专任所职,而允其在桂林工作,不知尊意如何?”

叶企孙关心战乱中贫病交加的陈寅恪,傅斯年深为感动。但他提醒叶企孙,聘陈寅恪可以,不过,由于陈远在桂林,不能在所里上班,所以只能聘陈为兼职研究员,拿兼职的薪水。为使叶明白自己的苦心,他在信中有这样的解释:

“弟平时办此所事,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,如梁思永此次生病,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。寅恪兄自港返,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,弟固以为应该。然于章制之有限者,则丝毫不通融。盖凡事一有例外,即有援例者也。”

傅斯年的话合情合理,叶完全同意:“关于寅恪事,尊见甚是,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,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,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。寅恪身体太弱,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,应由彼自定。”

本来,事情至此已尘埃落定。没想到7月下旬,傅斯年从某办事员的信中获悉叶改变了主意。该办事员在信里透露这样一个信息:“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,月薪600外加薪40元,院长已批准照办。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,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。”

说好了的事,又反悔,且事前也不和身为所长的傅斯年沟通一下,对此,傅斯年很光火。他想,等聘书寄到李庄,先将其扣留,再和叶企孙理论。

没想到叶企孙料到傅斯年有这一着,他索性将聘书直接寄给了桂林的陈寅恪。这下傅斯年坐不住了,他向叶企孙发了一串声明:一、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。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,遽发聘书,而6月份薪起,即由寅恪自用,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。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悖谬。

二、自杏佛、在君以来,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。所长不好,尽可免之;其意见不对,理当驳之。若商量不同意,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。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。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,固不应发专任聘书,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(以未得弟同意也),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。

三、为弥补寅恪旅费,为寅恪之着作给奖(或日后有之,彼云即有着作寄来),院方无法报销,以专任薪为名,弟可承认。在此以外,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,弟不能承认。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,否则无异使人为“作梗之人”。尊处如此办法,恐所长甚难做矣。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,为思永病费,已受同人责言。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,援例者起,何以应付。此弟至感惶恐者也。

以上声明之外,傅斯年还提醒叶企孙,办事一定要符合史语所有关手续:

“即令弟同意此事,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,本所提请总处核办。总处照章则办理。亦一长手续也。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:组织通则第十条,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;第二条: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。此外,间接有关者尚多,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,大悖院章也。”

为避免陈寅恪误会,傅斯年还写信给陈,解释自己和叶企孙的冲突缘由:

“此事在生人,或可以为系弟作梗。盖兄以本院薪住桂,原甚便也。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,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,兄知之必详。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,一有例外,即为常例矣。如思永大病一事,医费甚多,弟初亦料不到,舆论之不谓弟然也。此事兄必洞达此种情况。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,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。”

其实,陈寅恪非常理解傅斯年的难处,对他的做法完全支持。即便傅斯年顾念私情,破例聘他为专任研究员,以陈的性格和做派,也绝不会接受的。事实上,他确实这样做了。他给傅斯年的回信中,谈到这一点:

“弟尚未得尊电之前,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,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,将其寄回。当时不知何故,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。(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,企孙只有一书致弟,言到重庆晤谈而已。)弟当时之意,虽欲暂留桂,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。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,弟所夙知,岂有故违之理?今日我辈尚不守法,何人更肯守法耶?此点正与兄同意也。……”

平心而论,傅斯年此事处理得颇为妥当。聘远在桂林不能驻所的陈寅恪为兼任研究员,既没有违背有关规定,又可缓解陈寅恪的经济压力,可谓两全其美;而叶企孙执意聘陈为专任研究员,违背了史语所有关章程,留下了话柄,陈寅恪若接受叶的聘任,也会影响自己的清誉。

傅斯年曾凭手中如椽之笔和口中如剑利舌,将孔祥熙和宋子文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轰了下来。他因此得了“傅大炮”的外号。

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,他在国民政府中,以财大气粗、人脉深厚而着称。想把他轰走,谈何容易。

傅斯年“批孔”,耗时长达8年,他最终能把孔祥熙轰出政坛,还得益于一个名叫陈赓雅的参政员。没有陈赓雅提供的重磅炸弹,傅斯年这尊大炮也很难显示出一鸣惊人的威力。

1945年7月7日,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。当时,参政员陈赓雅收集到大量有关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材料,并将其写出详细具体的提案,让傅斯年过目,请傅斯年联署。傅斯年大喜,有了这枚重磅炸弹,何愁孔祥熙不倒

大会主席王世杰知悉此事后,怕事情闹大,影响政府声誉,于抗战不利,便以威胁的口吻劝阻傅斯年:“案情性质尚属嫌疑,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,恐怕对于提案人、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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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编文:特卖会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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